金属和矿物产品全球贸易趋势变化

中国爆发式的经济增长扩展了贸易路径，开拓了新生产渠道，并且激活了一个全球化竞争性市场的兴起。

金属和矿物产品全球贸易趋势变化

全球金属贸易的格局自千禧年之初就已经转型。主要的金属目的地国家已经从西方转移至了东方，主要是在中国。中国金属进口占全球比例从2002年的不足10%增长至2014年的46%。同时，主要来源国家也从北半球转移到了南半球。截止2014年，近半数出口到中国的金属来自澳大利亚、巴西和智利。秘鲁也逐渐崛起为一个重要的供应商。

在中国崛起之前，日本是最后一个工业化伴随高速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钢铁制造商优先考虑价格的可预见性。相比依赖于市场力量，它们更偏好实现与铁矿石生产商商定年度价格。在这段期间，年度合同价格为整个行业的基准价格。

中国庞大的需求量转变了定价模式。铁矿石市场正是一个例子。中国的钢铁制造商们从不像日本那样与铁矿石生产商们合作，中国的预计消费也没那么精确。由于在年度合同模式下面临矿石短缺，中国便去现货市场和印度(不在与日本协商的供应商之列)找寻额外的供给。

在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前的繁荣时期现货价格增长至合约价格的两倍。一些中国公司抓住这个机会购买合约矿石，然后以现货价格转手给它们的同行钢铁制造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了产出，现货价格快速降到低于合约价格，而一些中国公司于是又开始放弃合约。在后金融危机的时期，随着中国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现货—合约价格关系再次逆转。

这种拉锯式的动荡环境刺激了对更灵敏定价的需求。而这就正是市场所提供的。今天的基准，由普氏（Platts）价格报告机构制定的钢铁指数（TSI）铁矿石参考价就是以北部中国港口的铁矿石现货市场报价为基础的。

价格波动加剧让大宗商品贸易公司获益。而生产商和消费者则在动荡环境下面临更多风险，且更不愿意维持库存。他们可以通过与拥有管理价格风险的专业水平和资源的大宗商品贸易商建立亲密关系来达到目的。

中国对-以价值计第二重要的基础金属-铜的进口多变的本质，以及增长的贸易量，给大宗商品贸易商带来了有利的影响。

中国过去对精炼铜的进口量远大于铜精矿，但近几年，这个关系发生了改变。2015年，这两种产品的进口所占比例已经持平，而且铜精矿的比例持续增加。

进口原材料并在国内加工铜矿对中国而言更具成本效益。随着中国冶炼能力的增强，其在世界范围内对精矿生产的投入也在相应地增加。

铝和钢铁的全球消费在过去二十年中有了很大的增长。中国在这里也扮演着双重角色，同时作为生产商和进口国。现在更是成为了世界最大的钢铁和原铝生产商。中国对更为廉价的生产镍生铁的技术的运用颠覆了全球不锈钢市场，同时其也从一个有力的进口国转变为主要的出口国。

进口精矿的日益增加发挥了大宗商品贸易商的优势。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已经使世界矿业资源变得紧张。在追求越来越多的数量时，质量也经受着考验。比如，二十一世纪初原矿的铜含量通常能达到约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而现在则平均低于百分之一点五。

品质越低，需要更多的原矿和能源来粉碎并研磨成含铜量20%-30%的铜精矿。较低质量的矿石经常含有更多的杂质，如砷，但是各有差异的品质同样也能带来更多的贸易机会。随着大型矿床的发现变少，更多的小型矿山开始运营。但是，由于小型矿山产出的铜矿含砷较高，因此很难作为单一供应商将矿产出售给冶炼厂。

贸易商可通过提供销售技术和运营资本为小型矿井提供支持。他们通常把货源不同的精矿混合起来。从冶炼厂的角度出发，贸易公司发挥了许多有利作用。他们将小型矿井的输出量累积成更大、更具成本效益的出货量。具备混合能力的贸易商还能综合来自不同货源的输出量以满足特定冶炼厂的质量要求。

贸易商还与领先的从业者合作。大型矿山乐意与贸易公司培养关系，将其作为长期的机构销售后备。精炼金属的买家在冶炼层面之外结交了一批供应方以备短缺。中国近期对金属和矿物需求的急剧增长为大宗商品贸易商们制造了机会。甚至有人因此幻想着，目前中国的经济放缓会将一些贸易商们挤出市场。这是不可能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一项重要遗产便是金属和矿物现货贸易时代的来临。只要贸易活跃的现货市场还存在，那么大宗商品贸易商也会一样。